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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初期，中越两国关系可谓“亲如一家”，中国全力支援了越南的抗法、抗美运动，双方没有边界领土争议，也没有利益冲突，这一时期是两国关系的黄金时期。
越南中央领导人和中国领导人、驻越大使之间关系十分密切。1955年，胡志明的秘书突然来到大使馆，对里面的同志说道：“胡伯伯来了。”
门口的同志一听，急忙跑进去报告时任驻越大使罗贵波。罗大使急忙出门迎接，并关心地叮嘱道：“河内刚刚解放，情况还很复杂，希望胡主席还是要多多注意。要是有事情，可以派人叫我过去。”
胡志明笑着摆摆手，说道：“没关系，我就是出来散散步，顺便看看同志们。”
果然，胡志明看过大使馆的同志们之后，很快便跟大家告别离开了。
中国第二任驻越大使何伟曾在大使馆设宴款待胡志明。胡志明率先吃完饭便提出“我先去院子里转一转。”何大使也随之起身，表示“我陪您一起。”
胡志明看着他盘子里没吃完的食物，拒绝道：“我自己去就行。”
就这样，胡志明一个人来到了院子里，但没过一会儿，胡志明突然又回到了餐厅。何大使正准备问他发生了什么事情时，就看到胡志明弯腰在自己的座位下拿出了一只拖鞋。原来，胡志明走到外面时，发现自己脚上少了一只拖鞋，这才折返回去。
这两件事情虽然都是小事，但却能够折射出当时中越两国关系十分亲密。
遗憾的是，这样的局面并没能持续多久。在多方面原因的影响下，两国关系逐渐出现了分歧和矛盾，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两国关系恶化，直至彻底破裂，在战略上大转弯，走上了敌视中国的道路，最终兵戎相见。
与此同时，越南在当时领导人黎笋等人的领导下，仗着有苏联的支持，大肆推行地区霸权主义，加紧对老挝的控制，甚至后来武装侵略柬埔寨。黎笋等人不仅没有在抗美战争结束后治疗战争后的创伤，反而彻底走上了与胡志明截然相反的道路。地区霸权主义道路注定是走不通的。
深陷战争泥潭的越南处境越来越糟糕，经济处于崩溃边缘，国际处境更是空前孤立。相比之下，八十年代，中国进行改革开放，积极与世界接轨，同日本、朝鲜、韩国、新加坡等周边国家的联系也更加密切。
在这一背景下，在中国的外交事务中，越南则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曾进入中国的视野，与之有关的外交事务也经常被忽略。
1986年，黎笋逝世，阮文灵当选越共总书记。阮文灵曾在越南抗美战争时期多次秘密访华，同中国领导人往来友好，对中国的态度也很和善，毛主席、周总理还曾十分看好他接班越南。
果不其然，阮文灵执掌越南后，很快便萌生了要改变之前错误做法的想法，并致力于改善对华关系。但由于外交部长阮基石的阻挠，在中央决策层尚无根基的阮文灵迟迟得不到支持。
不过，1988年底到1989年初，越南方面连续三次对华释放友好信号。
1989年10月，时任老挝人民革命党总书记兼部长会议主席凯山·丰威汉访华，他多次向中方提出与邓小平会见的要求。
于是，中央决定请邓小平礼节性简短会见。然而，这次会见却持续了长达40分钟，整个谈话内容均涉及相当重要的实质性问题。
在这次谈话中，凯山向邓小平转达了越共总书记阮文灵对他的问候，并表示：“阮文灵说他希望中国能够邀请他访华。”
邓小平听后，特别强调了一点，即柬埔寨问题必须解决。换句话说，越南必须将军队从柬埔寨彻底撤出。最后，邓小平突然说了一句：“阮基石这个人，爱搞小动作。”
凯山向阮文灵转达了邓小平的这些意见，阮文灵意识到，解决柬埔寨问题是同中国改善关系的重要前提，而要想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跟中国商量。
于是，阮文灵更加急切地想要访问中国。1990年6月，阮文灵与阮基石会见了中国驻越南大使张德维。
会见结束后，张大使立即向国内汇报了这次谈话的内容。很快，他便收到了国内的回复，跟邓小平此前转达的内容一致，即要求解决柬埔寨问题。
8月，越南社科院黄文欢之子向张大使秘密转达了阮文灵的口信：我已决定绕开阮基石，希望能够直接同中方领导人会面。
经过多方努力，越方的专机于9月3日中午1时落地成都。两国领导人在成都举行了秘密会晤，就解决柬埔寨问题和恢复中越两国关系正常化等问题进行了重要讨论，并达成一致意见。
这次秘密访华之行，阮文灵曾委婉提出想要同邓小平同志见面。甚至在谈判途中，阮文灵还心急地询问中方领导人说：“邓小平同志呢？他在哪里？”
中方回答道：“小平同志正在外地休息，这次就不见了。”
阮文灵不仅没有见到邓小平，就连杨尚昆、李先念等老一辈革命家都没有见到。
其实，之所以不见阮文灵一行人，这是邓小平深思熟虑后作出的决定。
这次与阮文灵同行的范文同也曾是黎笋阵营坚定的支持者，如今他一改此前对华态度，无非是形势所迫和处于越南的国家利益考虑。但越南在柬埔寨等问题上还没有真正开始动作。如果邓小平在此时就出席这次会议，容易给对方传递一种“一笑泯恩仇”的信号。
再者，越共七大召开在即，虽然阮文灵和范文同此行是为了改善对华关系，但谁也不知道越共内部将来会发生什么。在成都会谈这种非公开、非正式的场合，邓小平不出席已然亮明了态度，即中越两国关系发展取决于越南能否真正作出实际行动来。
最后一点便是因为两国军队曾在边境地区进行了长达数十年的流血冲突，由于越南方面的倒行逆施，一再挑衅中国底线，才导致了这样的流血事件。无数中国人民解放军牺牲在这里，边境地区的人民更是多年不得安生。邓小平等人不出面是对这些牺牲战士的尊重。
成都会晤成为了中越两国关系的重要转折点。1991年11月，越共中央新任总书记杜梅应邀访华，这次访华之行，中越两国领导人发表了联合公告昆山股票配资，宣布中越关系实现正常化。